twenty one pilots 公布 Adobe Creative Tour 的最后一个挑战
Adobe Creative Tour 的最后一个挑战是使用 Adobe Premiere Rush 剪辑许多短小的现场录像。“把你的作品分享出来，让我们的妈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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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文章：二十一名飞行员想要继续奇怪下去
本文翻译自 Caryn Ganz 于 2018 年 10 月份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Twenty One Pilots Want to Stay Strange》。原文链接在此。
翻译没有得到作者或者版权方的授权，我对这篇文章和摄影作品不持有任何权利。文章内容和摄影作品的版权归属于各自作者和相关版权方。如果你身处中国大陆，你可能需要使用 VPN 才可以看到本页的图片和影像。如有问题，请联系 metapilots@gmail.com。
导语：两年前，这支哥伦布乐队因为《Blurryface》专辑的焦虑圣歌意外成功。他们能否在大获成功后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做事？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 在讨论二十一名飞行员时，经常出现“不太可能”这个词。毫无疑问，在早期阶段，乐队把自己打造成当地巡演明星的策略是，不跟粉丝刻意宣传 99％的演出。
乐队29岁歌手兼词曲作者泰勒·约瑟夫说，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其他乐队的做法跟乞讨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就是‘快来看我们演出’的一阵宣传轰炸。”所以约瑟夫和鼓手乔什·邓他们会寻找任何附近可以加入的音乐活动，在上面做不刻意宣传的小型演出。他们夸张的举止和不明流派的歌曲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最终，他们会宣布一个大型演出，在家乡哥伦布，火力全开 – 灯光开足，更加吸睛的特技，全新的节目表 – 而且，要告诉每个人都到现场。
他们这样做了两年。然后他们在2011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共有1,700名粉丝现身。以及来自12个唱片公司的业务代表。
“在哥伦布，他们是披头四，”大西洋唱片公司A&R总裁Pete Ganbarg说。（拉面工坊签下了他们，这是一家大西洋唱片集团旗下厂牌，签约艺人当中最知名的是类似 Fall Out Boy和Panic! at the Disco这样的流行朋克乐队。）“但你走出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约瑟夫说，乐队当时并没有远大梦想。“我们当时是想从本地乐队当中脱颖而出，”他说。“接着，乐队在其他地方也火了起来。然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关于2018年摇滚乐队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商业上够呛。Twenty One Pilots 不一样 – 他们的歌曲延伸到说唱，雷鬼，前卫摇滚，电子流行和吼叫情绪，经常在同一首歌里面。没有人弹吉他。而且他们在商业上面做得很好。
乐队的2015年发行了爆红专辑《Blurryface》，里面收录了焦虑圣曲《Stressed Out》。这张专辑获得三白金认证。而主打歌里面，约瑟夫在副歌哼唱出了对童年乐趣的回忆。歌曲获得了超过15亿的YouTube点击。根据尼尔森音乐，2016年更成功的艺术家只有三位：Drake，Beyoncé和Adele 。同张专辑的场馆巡演 – 只有两位音乐人撑起的兼具体力和情绪的高能演出 – 有 114个场次都售罄了。他们在家乡深受喜爱，在哥伦布市的多那托披萨店进行的这场采访感觉就像在实行秘密任务一样。这家披萨连锁店彼时曾给了让现年30岁的邓他的第一份工作。
无线电巨头iHeartMedia的首席排程官汤姆·波尔曼说：“我认为让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他们听起来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说这支乐队的歌曲涵盖了多种样式。“他的声音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甜美，以及那种激烈的情绪和张力。这出乎意料，但同时又感觉恰到好处。”
7月，当这个乐队从长达一年的隐退期 – 没有音乐会，没有社交媒体 – 返回时，他们的死忠粉丝（被称为Skeleton Clique，或者就是Clique）引爆了互联网世界。《Trench》是《Blurryface》的后续专辑，本周在Billboard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落后于《A Star Is Born》的原声碟。
尽管有这些出色的数据，你有可能从未听说过Twenty One Pilots。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制作的音乐，充满了关于忠诚以及抗击黑暗的紧迫歌词，像是镭射灯光直直地射向寻找答案，意义，同侪或慰借的年轻人。（它还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多个角色之间、善恶对决的未完故事，歌迷像星际迷一样在网上追随阅读。）这部分是因为约瑟夫和邓是私人的，低调的家伙，他们没有用一大堆有名的朋友填满他们的社交媒体。还有部分是因为乐队几乎强迫症般地想要坚持到把他们带到今天的道路：人数要小。目标要纯粹。要专注于现场表演。要认真。
但是现在二十一名飞行员面临着许多问题：他们的大举突破是一次性的吗？他们是否可以通过一张与《Blurryface》一样顽固而又闪耀地奇异的专辑同时，保持他们的真心而再次征服大众？
“许多消费者，包括我，会认为，如果某件东西在他们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一路跑到了他们手里，那么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骗局，”约瑟夫说。“但实际上是，有些东西就是会恰巧到达你的手里。”
乐队的名字被用来提醒他们的目标：约瑟夫从1947年的阿瑟米勒戏剧《All My Sons》中挑选了这个名字。故事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一名飞机零部件供应者发现他的零件出了问题，但他还是把零件寄了出去，导致21名飞行员死亡。当他们在事业上面碰到可能跟他们的意图不符的选择，两人会询问对方，这个决定是不是等于“把零件寄了出去”。
约瑟夫说：“ 让你的乐队名称提醒你不要这么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很多人总是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约瑟夫说，“我一直想证明他们是错的。”摄影 / 纽约时报 Alex Welsh 敦和约瑟夫都在严格的宗教家庭长大，这是他们今天叙述童年时巧妙避免的话题。邓，戴着一顶灰色针织帽，紧紧贴着他的后脑勺。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叛逆的孩子，在整个高中时都喜欢质疑权威，但从未惹出过太大麻烦。他的家庭没有什么音乐背景，但是他的祖父对爵士乐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使他学会了他的第一把乐器 – 小号。这很快被鼓所取代。
他开始经常光顾他家附近的一个吉他中心，在那里他练习电子鼓，“因为我很容易注意到它们响亮的声音和我糟糕的本领，”他说。13岁左右，他与父母订立了一份合同，为了获得一套真正的架子鼓。他承诺会保持他的成绩、不在家里放置“不合适的”CD。
约瑟夫是一个健谈的人，他言谈激烈又吸引人。他喜欢玩转延展的隐喻。他同样来自非音乐家庭。他的母亲在家里教了他几年；他七年级回到学校，正好加入篮球队参加比赛。（他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在附近的Otterbein大学打球。他的竞争优势仍然是他最深刻的特征之一。）
在他十几岁的一个下雨的下午，他转向一个藏在壁橱里的未使用的圣诞礼物 – 一个键盘 – 然后点击播放按钮。约翰·帕赫贝尔的《卡农》从微型扬声器中迸发出来，约瑟夫被吓呆了。“我当时想，天啊，我想学习如何弹奏这玩意，”他说。等到他弄清楚了基本知识，“我意识到，等等，我听过的每首歌都在这里，在这些琴键里面。之后，我会打开收音机，把和弦琢磨出来。”
他弹会了 Billy Joel，Gavin DeGraw和酷玩乐队的歌曲，但他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写自己的歌曲上。（2016年，克里斯·马丁给他留了一条赞赏的语音讯息，他至今没有删除。）今天，他在键盘，贝司和尤克里里琴上演奏和创作。乐队仍然没有吉他。
约瑟夫创造的动力是突然的、压倒性的，而且这种动力有增无减。他曾说过，《Blurryface》角色有一部分是在表现他的不安全感。在那个时期的现场演出，他的双手和脖子上涂上了黑色油脂涂料，用来表现焦虑的危险力量。
“我觉得一定程度的坦诚讨论是健康的，比如，我不喜欢我的样子，我不喜欢我的声音，”他谈到他的歌曲创作动机。“但是还有更加重大的，随时会引爆的那种。”这些事情是他不会与一位啃着扁皮披萨的记者分享的。
邓和约瑟夫可以用电影般生动的细节描述他们初次相遇的那一天。约瑟夫和当时的乐队成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演出，而当时的鼓手和邓在吉他中心一起工作。邓去看了他们的演出。几天后一个晚上，他们俩一直聊到天亮。“有太多的共同点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以至于事后想起来会觉得情绪很激动，”邓说。约瑟夫最初三人团体友好解散，邓站在一旁，准备好了。
“他们把这个称作我们的第五张唱片，你能相信吗？”约瑟夫突然插话，指的是《Trench》。他认为该是第几张呢？“第三张。”乐队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张专辑仅仅是他为了周边商品陈列台而做的。
从2013年起，《Vessel》标志着乐队在与拉面工坊签约之后的新起点。当厂牌建议乐队跟制片人格雷·格威尔斯（Katy Perry，Weezer）合作时，约瑟夫的控制狂冲动面临了第一次考验。表现得并不好。
“我当时是个年轻小子，我跟他说，别碰我的音乐，”他说。几年后，他与经验丰富的制作人Ricky Reed（Jason Derulo，Kesha）和Mike Elizondo（Dr. Dre，Fiona Apple）一起走进了《Blurryface》录音时段，他们手里拿着几乎完成了的曲目。他再一次想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别人的印记，尽管他赞扬了他们的贡献，并说他们给了他往前推进的工具。
《Blurryface》是一张将约瑟夫和邓推上了MTV音乐录影带奖，“周六夜现场”和格莱美舞台的专辑。这张专辑写在巡演路上。乐队将每首新曲目视为演出表上面的一个个坑。
“在巡演中有很多空白。所以，你决定如何利用你的时间真的会决定你的职业生涯，”约瑟夫说。飞行员没有参加派对，这让他们保持高效和敏锐：“用无所谓的态度去对待现场演出确实有很多诱人的地方，”他说。“当你开始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身体时，这时候你要按照计划去完成一场演出会变得难以为继。”
自乐队成立以来，现场演出一直是一个考验，一种言说其目的，以及与粉丝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共生关系的方式。即使房间里有五个听众，约瑟夫也会说：“我们是二十一名飞行员，你也是。”他们用来宣传《Blurryface》的Emotional Roadshow巡演充满了壮观的姿势和奇景 – 约瑟夫攀上高物，或屹立不动、伸展双臂，或剥下面罩；邓褪下他的红黑西装，直到他赤裸上身，以恒定的精确击打他的鼓 – 这构成了复杂交织的张力和情感弧线。
“我们总是想，我们能使出多少花样 – 我们可以让观众冒多大险？”约瑟夫说。“嘿，如果这没成功，这是你的错。他们总是会在这里，因为他们不想失败。”
成为二十一位飞行员粉丝可能意味着在乐队音乐的刺激的美学共鸣和夸张的洪峰中迷失自我。但是这也包括从颜色编码和网页文件名当中探寻蛛丝马迹并解出象征含义所带来的兴奋之情 – 并且感觉自己像是某个神秘俱乐部的一员，这个俱乐部的每个人都在黑暗中摸索，时而疯狂地，时而欣快地寻找他们的身份。
《Trench》并非诞生在旅游巴士上。它是在约瑟夫的俄亥俄州地下室精心打造的，在那个地方他可以有完全的控制。最起码，他可以唱几句歌而不被人看着，他能用直觉去选择最好的一次录音。“隔着一层玻璃、盯着电脑屏幕看着但是没有写歌的某个人，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好还是不好？”他说。
一年时间里，约瑟夫在他的家庭工作室里，在他的妻子詹娜的支持下辛苦工作，与住在洛杉矶的邓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这几乎毁了我，”约瑟夫说。“有些时候我会感觉，我就消亡掉好了，我想改掉自己的身份，假装我不用再做这张唱片了。”
大西洋的Ganbarg说，厂牌在此时支持了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要和他去做那种对话，像是说，‘对，我觉得你需要找人谈谈了’，因为他不需要。”
独自创作和制作专辑的时候（Mutemath乐队的主唱Paul Meany提供帮助），约瑟夫不断在转变创作定位。而他的心理状态也是如此：“我一直在这两者之间翻转，一种想法是‘我不够好，我做不到’，另外一种想法一直夹杂在里面，是说‘我说世界上最好的。’”
《Trench》讲述了一个叫做德玛的地方的故事，一个名叫克兰西的角色在努力逃脱。（除此之外还有更多。）
在歌词中，约瑟夫回到了名称上面 – 连身衣，主教 – 给他带来了火花的那些名称。他说：“我喜欢词汇，以及能够为这些词汇填充含义的能力。” “关于叙事，这很有意思，你会感觉到，你可以被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彻底攻克，或者你可以对这种无尽的可能性感到兴奋，然后试着去走到某个以前从未有人到过的地方。很多人总是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约瑟夫说，“我一直想证明他们是错的。”
在《Levitate》这首歌，约瑟夫剥开了有关紧张情绪和文化界过度曝光的清脆饶舌。《The Hype》是一首关于忠诚和毅力的90年代风格摇滚乐。《Chlorine》是一首描述创造力如何能够清除黑暗冲动，但本身也能引发痛苦的歌曲，歌曲的片刻含有Thom Yorke般的声线飞跃。
这引向了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约瑟夫还好吗？“我今天没事，”他说。但他并不总是如此。“这不太像是什么可以被彻底解决的事情，”他补充说，就好像这张专辑所讲的故事的性质 – 循环往复。克兰西一遍又一遍地尝试逃离，去别的地方。“在唱片的最后，你会觉得我应该说，‘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但我不会这么说。”
“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里，它叫什么，感觉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他补充道。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了他一句话，这句话他一直记着：“从头再来一遍是 OK 的。”这是他在《Trench》里面试图传达的一条讯息。
“虽然你会取得进步，”他说，“当你不可避免地要向后退一步，或者后退几步，或者向后大踏步的时候，你的斗争还没结束。”
这篇翻译最初发表于飞员网志的网站。也可以去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